他独自坐在房间里，让身体完全松弛，靠在墙壁上。但他的耳朵贴着墙壁，听着隔壁的声音。两个日本商人在谈棉纱生意，说话内容是真的——他们说了供货商，说了价格，说了运输路线。楼下三味线的调子从《黑发》切换到《雪之丞》，演奏者的指法很熟练，但换曲时的停顿比正常长了两拍——她在看什么东西。走廊里木屐声由远及近，步幅小频率快，不是老板娘。脚步声在他门口停了。没有敲门。她在门外站了三秒。方觉明听见了布料摩擦的声音——她在整理和服下摆。然后她敲了三下门。一重两轻。不是标准暗号，是倒过来的。
“进来。”
拉门开了。
她站在门口，逆着走廊的灯光，深蓝色和服，银灰色腰带，脸上涂着白粉，嘴唇一点朱红。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不该属于艺伎的东西——警觉。那种一个人走进陌生房间时，用零点几秒扫过所有出口、所有人脸、所有可能的威胁的本能。方觉明认识这种眼神，因为他自己也有。
她走进来，拉门在她身后合上。走廊的灯光被切断，房间里只剩下矮桌上那盏煤油灯的昏黄火苗。她跪在方觉明对面，将三味线横在膝上。动作行云流水，每一个细节都符合艺伎的规矩——先整理和服的下摆，再调整三味线的位置，最后双手平放膝上，低头。完美得像一场表演。但方觉明注意到一个细节：她整理和服下摆的时候，左手的小指微微翘起。那不是艺伎的仪态。翘起的小指，是随时准备探入衣襟拔枪的手势。
“先生想听什么曲子？”“你会弹什么？”“都会一点。”“那就弹你最拿手的。”
她低下头，调弦。三味线的弦是丝质的，用手拨动时发出的声音不像琴，像是有人在低语。她调了三次，每次修正的角度不超过五度。她的耳朵很灵敏。手很稳。指甲剪得很短，没有涂蔻丹——不是艺伎的手。艺伎的手是指甲留长、染得鲜红的。她的手是实用的手，可以弹琴，可以握刀，可以扣扳机。
她开始弹。《雪之丞》。曲调哀婉，像冬天落在瓦片上的雪，一层一层，把所有的声音都埋掉。她弹得很慢，每一个音都拖得很长，像是在等什么。方觉明看着她的手。她的手腕很细，前臂内侧有一道疤，两寸长，圆形的，边缘不规则——烟头烫的。不是一刀，是三下，排列成三角形。这是日本宪兵队审讯时的标准手法，用烟头在手臂上烫出三点，代表“不说不写不认”。他见过这种疤痕，在那些从日本宪兵队手里活着出来的人身上。
“先生怎么找到菊屋的？”她突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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