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周明轩，洋行职员，一个喜欢喝日本清酒、听日本小曲的上海小开。
玄关处，一个穿藏青色和服的女人迎上来。四十岁左右，眼角有细纹，但那些细纹的走向不是衰老留下的，是长期微笑形成的——肌肉记忆，像一张纸被反复折叠后的折痕。她的笑容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她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秒，完成了全部判断：衣着中等，消费能力尚可，威胁程度为零。
“欢迎光临菊屋。”她用带着大阪口音的日语说，鞠躬四十五度。
方觉明用日语回答：“有位置吗？”他的日语是千叶口音，清音浊音分得很清，母音不拖长。这是山田秀夫教出来的口音。
女人的眉毛动了一下。不是惊讶，是重新评估。一个会说日语的中国人，在这里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做情报的。
“当然有。先生请跟我来。”
她领着他穿过窄窄的走廊。走廊两侧是纸糊的拉门，柏木框架，糊着淡黄色的和纸。门后面传来三味线的琴声、女人的笑声、男人压低声音的交谈。那些声音从纸门的缝隙中漏出来，又细又薄，像隔了一层膜。方觉明的耳朵像筛子一样过滤着这些声音——他在听。听哪些门后面是真正的客人，哪些门后面是假装的。听哪些笑声是酒精催出来的，哪些是演出来的。听那些被纸门挡住的日语对话里，有没有他需要的关键词。没有。至少这一层没有。
女人把他领到二楼最里面的一间包房。推开拉门，六叠大小的和室，壁龛里挂着一幅富士山的画，笔触粗犷，像是学生习作。壁龛前的花几上放着一瓶插花，干枯的芦苇插在黑色的陶罐里，芦苇穗已经发白了。矮桌上有一道细微的划痕，在灯光下隐约可见，像是有人用什么东西划过——也许是戒指，也许是手铐。方觉明的目光扫过房间的四个角落，然后落在窗户上。窗户正对着楼梯。如果有人上来，他会第一个看见。
“先生想喝什么？”“松竹梅。温的。”“要请艺伎吗？”“你推荐。”女人的笑容扩大了一毫米，露出上排牙齿中最中间的两颗。“有一位新来的。弹得一手好三味线。从哈尔滨来的。”
哈尔滨。方觉明的心脏跳了一下。哈尔滨是关东军情报本部所在地。从哈尔滨来的艺伎，不是艺伎。
“好。”他说。
女人退出去，拉门合上。她的木屐声在走廊里渐行渐远，在走到楼梯口时停了一下，然后继续下楼。方觉明注意到了那个停顿。她在向楼下的人传递信号——客人安排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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