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看着这个被战火撵得无家可归的农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在云南,在四川,在湖南,在每一个战场经过的村庄。他们的房子被烧了,地被踩平了,亲人死在逃难的路上。他们什么都不懂,不懂什么主义什么革命,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你们打完了,能让我们回家吗?
“不让了。”沈砚之说。他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打完这一仗,就不让他们回来了。”
田大柱愣了一下,然后这个满脸是血的男人忽然蹲下来,抱着膝盖嚎啕大哭。两个孩子看见爹哭了,也跟着哭起来。哭声在寂静的秋夜里传得很远很远。
回到城里的时候,军医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但产妇失血太多,胎位倒转之后引发了更大的出血。军医满头大汗地走出来,对沈砚之摇了摇头。
“救不回来了。”
沈砚之站在门外,听到里面传来婴儿的哭声——孩子保住了,但产妇的气息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那个嘶哑的女声响起来,声音轻得像风里的落叶。
“大柱……把娃带大……别让他当兵……”
然后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田大柱蹲在墙角,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抽动着,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的大女儿站在旁边,七八岁的孩子还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娘不说话了,爹在哭。她走过去,用手擦爹脸上的眼泪,说:“爹不哭,娘睡着了,明天就醒了。”
沈砚之转过身去。
他走出院子,站在城楼的阴影里。月亮已经升到了中天,把整座武昌城照得惨白。身后的屋子里传来婴儿的哭声和男人压抑的抽泣。远处江水的涛声隐隐约约,像是大地深处传来的叹息。
他从怀里掏出那封家信,又看了一遍。枣子晒好了。儿子会写“爹”字了。隔壁的狗剩家添了小牛犊。妻子半夜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他忽然想起临走那天,妻子站在村口送他。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把他的衣领整理了一遍,把他肩上的线头扯掉,然后拍了拍他胸口的灰。
“早点回来。”她说。
她从来不说“别走”。
沈砚之把信重新叠好,放回怀里。然后他拔出指挥刀,在月光下看着那柄泛着寒光的刀身。刀还是那把刀,只是刀身上的划痕比当年又多了几道。每一道都是硬仗,每一道都有人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他把刀插回刀鞘。
田大柱的女婴被军医包好,放在一床旧棉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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