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爱迪生和斯旺等人发明的白炽灯技术已变得非常成熟了，逐步在欧洲大城市进行广泛的商业化应用。而柏林，作为当时欧洲最现代化的大都市之一，其电力基础设施和电网建设方面，更是遥遥领先。
当瓦尔特遇袭的住院期间，夏洛特医院就在进行新一轮的照明改造，用白炽灯全面替换老旧的煤气灯。
那是煤气灯不仅亮度有限，更致命的是它会消耗室内氧气、散发热量，并产生废气。对于需要保持空气洁净、防止交叉感染，以及有严格消防要求的夏洛特医院病房来说，煤气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在柏林，医院对新鲜事物来者不拒，电灯和X光机早就装进了手术室。
而亚历山大广场那栋红砖楼里，走廊上挂着的还是煤气灯，书桌上点的是煤油灯，停尸房只有一盏瓦斯壁灯，尸体推进来时得凑近了才能看清。
虽说夏洛特医院和柏林警局之间隔了二十分钟路，但对“新事物”的态度隔了不止二十年……
此刻，忙碌一天的瓦尔特已换上了大衣，就在要拉下医生值班室的白炽灯开关之际，一名医院巡警走过来，将一个大信封交给了他。瓦尔特签了字，随手将信封放在桌上。
很快，他发现信封没有写寄件人，不过火漆封口上的纹章却是非常熟悉，与冯·施特滕上校书房门上的纹章图案一致。
拆开封口，里面是一份薄薄的官方文件，上面盖有普鲁士军部的专用印章。瓦尔特展开了那份文件，他读完了一遍，又读了一遍。
文件的内容很短：“兹确认瓦尔特·科勒，医学博士，已于1903年12月26日起，被任命为普鲁士皇家陆军预备役少尉军医官，内科方向，即日生效。”
他坐在那里，左手拿着那份任命书，心里还在盘算着：这份任命书的日期是昨天，而他收到的时间是今天，效率不可谓不高。瓦尔特把这份任命书重新折好，放回信封里。
几天后，瓦尔特从红堡的米勒督察那里得知，冯·施特滕上校在确认孙子的身份之后，随即以个人名义向普鲁士军部提交了一封正式的推荐函，措辞客气，但分量很重。
其间，老上校提到科勒博士在协助红堡侦破的各类案件时，提供的科学与缜密的服务，并表示此类人才虽说不能作为外科医生，但应该在帝国-军队的医疗体系中得到妥善安置，云云。
因为有了冯·施特滕上校的担保与推荐，加之普鲁士军部也并不在意区区一个预备役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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