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6日，上午，唐宁街10号。
伦敦的天还是灰的。
丘吉尔一夜没睡。书房的灯亮了一整夜，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秘书送进去的咖啡换了一杯又一杯，每一杯都只喝了一半。烟灰缸里的雪茄头堆成了一座小山，灰白色的烟灰落在桌上，像什么东西碎掉了。
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的是昨天的投票记录——322:318。四票之差。他没有再看，但那个数字刻在他脑子里，擦不掉。他翻到下一页，是哈利法克斯在议会辩论中的发言稿摘要。他不想看，但他的目光还是落在了那一行上——“打赢了战争，输掉了帝国——这不是胜利。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投降。”
他把那页纸翻过去，不想再看了。
他想起昨天议事厅里的场景。那些人站起来，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走向“赞成厅”。他坐在座位上，雪茄灭了，没有重新点燃。他知道自己输了。不是输给哈利法克斯，是输给了那些数字——黄金储备、商船损失、进口能力。那些数字不会说谎。
但他心里有一团火，熄不了。
他拿起电话。“备车。进宫。”
秘书立刻联系白金汉宫。国王上午有空。
轿车驶过伦敦的街道。窗外，城市在晨光中缓缓后退。街道上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早起的人在赶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正在卸货，一箱一箱地往里搬。电线杆上贴着征兵广告，画着一个威武的士兵，旁边写着“YOUR COUNTRY NEEDS YOU”。那张海报贴了很久了，边角已经卷起。
丘吉尔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色。他想起五年前，他还是“被遗忘的人”，在查特韦尔的庄园里种花、砌墙、写文章。没人想到他会回来。没人想到他会坐在首相的位置上。如今，他坐在这个位置上，又即将离开。
他又想起更早的时候。1910年，他第一次当选议员，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站在议会大厅里，发誓要改变这个国家。三十年了。他经历了一战，经历了“荒野岁月”，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嘲讽。他以为他终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时刻。但这一刻，只持续了六个星期。
他不后悔。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但他还是不服。
白金汉宫的门比唐宁街10号厚重得多。丘吉尔走进去的时候，脚步没有迟疑，但他的脸色比平时更白。
国王的书房不大，书架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几乎占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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