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8日，斯德哥尔摩，尤尔戈登区某处私宅。
文西塔特抵达斯德哥尔摩的第二天。
瑞典方面安排的谈判地点，不在外交部，不在市政厅，而在尤尔戈登区一条安静的林荫道尽头。一栋建于十九世纪末的三层石砌别墅，灰色外墙，爬藤半掩，从街上看与周围的贵族宅邸别无二致。
主人是一位年迈的瑞典贵族，战前长期在伦敦居住，战争爆发后返回斯德哥尔摩。他不问政治，不愿介入，但愿意提供场地——条件是：不谈他的名字。
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的一位中年官员负责对接，态度礼貌但疏离——这是中立国的标准姿态：提供场地、保障安全、不介入内容。
别墅二楼的客厅被临时清空。原有的家具挪到了隔壁房间，只留下一张长条橡木桌和几把椅子。窗帘从谈判前一天起全部拉上，遮住了临街的窗户。壁炉没有生火，房间里有些阴冷。
瑞典警方在街角安排了便衣。名义上是日常巡逻，实际上是防止好奇的记者靠近。
文西塔特没有多看，径直走进大门。
礼宾官将他引上二楼。会议室不大，那张长条橡木桌居中摆放，两侧各设四把椅子。桌上没有国旗，没有名牌，没有任何表明身份的标志。墙角有一个老式的瓷质壁炉，炉膛空空，只有一点残余的灰烬。
他坐在靠窗一侧，面前摊开笔记本，上面是哈利法克斯逐条列出的谈判底线。
第二条是核心。不是“德国承诺不攻击商船”，而是对等原则——双方不得以武力干涉对方的正常贸易。德国潜艇不能打英国商船，英国海军也不能封锁德国。谁都不吃亏，谁都有所得。
第三条，临时性承认。
第四条，公投问题。
第五条，必须加上“对德作战”的限定。
他合上笔记本，深吸一口气。
房间里很安静。窗帘滤掉了外面的光线，只留下一层灰白色的柔光。空气里有一股旧木头和灰尘的味道，混着暖气管道传来的微弱温热。
门被推开了。
礼宾官领进一位五十岁出头的德国人，身形清瘦，衣着深灰色三件套西装，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他的脸上带着外交官惯有的从容，但眼神锐利，进门后快速扫视了整个房间——墙上没有装饰，窗帘紧闭，壁炉空置——然后目光落在文西塔特身上。
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
文西塔特站起身，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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