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登，我不会挽留您。但我想告诉您一件事。”
“什么？”
“您离开这个房间之后，就不再是陆军大臣了。您可以在议会说任何话。但您要记住——您说的话，会影响这个国家的命运。不是因为您有多重要，是因为别人会听您的。”
“我知道。”
“那您去吧。”
艾登站着等了一会儿，确认没有更多的话要说，然后转身走了出去。门在他身后关上的那一刻，走廊里传来他的脚步声，一步一步远去。
他没有回头看。
走出唐宁街10号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街灯亮着，昏黄的光洒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伦敦的天空灰蒙蒙的，看不见星星，只有浓得化不开的云层。远处的国会大厦在暮色中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剪影。
艾登站在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一个年轻人从街对面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
“艾登先生，我是《泰晤士报》的记者。唐宁街刚刚传出消息，说您辞职了——这是真的吗？”
艾登看着他。
“是真的。我辞职了。因为事实告诉我——我们撑不下去了。”
“您是说我们打不赢？”
“我不是说我们打不赢。我是说——赢是一回事，赢了之后我们还剩什么是另一回事。”
“那您接下来会支持谁？哈利法克斯？”
艾登看着他。
“我谁都不支持。我只支持事实。”
记者还想追问，但艾登已经转身走了。
傍晚，哈利法克斯的办公室。
艾登走进来的时候，脸色比平时放松了一些。像一个压在心头很久的石头终于搬开了。他的领带系得有些歪——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辞职已经批了。”他说。
“丘吉尔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他看了我一眼，说了句‘那您去吧’，然后就转过身看窗外了。他的背影看起来很孤独。”
“他一直很孤独。”
艾登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子爵，明天的议会辩论，我会发言。”
“我知道。”
“我会说那些话。不是因为你让我说，是因为我已经等了太久了。一九三八年我辞职，是因为张伯伦对意大利的绥靖政策。我以为丘吉尔上台后会不同。但丘吉尔的路——走不通。他的路会让我们赢，但赢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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