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每日给饷五分，一年需十八两银子，总共算下来，一年需要饷银一百五十一万二千两。
每一名骑兵连带草料，每日给饷银一钱，一年需饷银三十六两，总共算下来，年需饷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两。
两者合计，一年需新增饷银二百八十万八千两！
杨嗣昌还特意强调：
这笔巨款，必须严格落实到总督、总理、各省巡抚头上，垂直管理，不得互相推诿，也不得互相混淆。
如此一来，才能确保这笔钱粮能落到实处，用以养兵练兵，而非落入贪官污吏之手。
从杨嗣昌这番谋划来看，他确实是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计算精准，方案也力求完美。
但问题来了，这二百多万两巨款，该从何而来？
杨嗣昌自己肯定是没钱的，而崇祯的内帑也不见得有多少，指望王公大臣们捐输，更是难如登天。
归根到底，只能找老百姓征税了。
既然已经开征了“辽饷”，那再多加征一个“剿饷”，也无可厚非吧？
可崇祯对此却有些犹豫不决。
他并非不知道民间疾苦，之前为了平定西北民变，他已经屡次下令加派。
随着朝廷加派越多越多，老百姓对于流寇的称呼，已经悄悄从“贼寇土匪”变成了“义军天兵”。
这一变化，让朱由检深感不安。
踌躇再三，他还是决定将加征一事，交付廷议，让朝臣们各抒己见，希望能找到一个更稳妥的办法。
结果可想而知，朝中上上下下，几乎没什么人赞同加饷。
其中，尤以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的意见最为激烈，也最有理有据。
孙传庭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剿贼已逾十载，而贼势愈剿愈炽。
其根源何在？
正在于加征不休，驱民从贼。
陕西等地早已是十室九空，幸存者非死即逃，只能投贼谋求生路。
当下人心思乱，最重要的应当是固本培元，休养生息。
只有减轻赋役，才能让百姓看到一线生机，避免争相从贼。
况且，如今各大军镇的兵员早已空虚，就连孙传庭这个陕西巡抚，手上也没几个可用之兵。
所以他只能白手起家，抽调卫军补充，以编练新军。
加征的饷银一旦发出去练兵，日后如果不能长期维持军饷，那这些兵丁岂不是又要跑去从贼？
更何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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