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于“实力讲求”吗？即便回京，又能做些什么实实在在的事呢？
一股深重的无力感再次攫住了他的心灵。那刚刚燃起的火苗，在自我质疑的冷风中，忽明忽灭。
四
广州丁府，书房。
丁惠康读电文的方式，与所有人都不一样。他没有激动，没有踱步，甚至没有太多表情变化。他只是将刊载电谕的报纸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剪报册，将这一页小心地剪下来，贴在册中“戊戌年”的标签下。旁边，已经贴有关于“诏定国是”前后各种评论、官员反应的剪报，以及他自己用红笔做的简短批注。
做完这些，他坐回书案前，铺开一张纸，开始逐条分析电文：
“一、‘圣贤义理植其根本’——门面语，为减少阻力，不得不言。然与‘博采西学’并列，内在矛盾已显。新旧根本之争，恐贯穿始终。
二、‘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切于时务’四字是关键，亦是限制。何谓‘切’？由谁判定？恐最终流于军事、技术等‘用’的层面，而回避政体、法律等‘体’的变革。
三、‘实力讲求’、‘毋竞腾其口说’——此点最切中时弊，亦最难。朝廷上下，惯于空谈、敷衍、揣摩上意。欲践行‘实力’二字，需有懂‘实力’之人，有鼓励‘实力’之制度，有承担‘实力’失败之魄力。目前未见。
四、‘通经济变之才’——人才何来？现有科举士子，能通‘经济变’者几何？新式学堂甫创，远水难救近火。此乃最大瓶颈。”
写罢，他放下笔，对自已的分析又回味再三。没有欢呼，只有深深的疑虑。
父亲丁日昌当年兴办洋务，何尝不是想“实力讲求”？但掣肘之多，阻力之大，最终许多宏图化为泡影。如今皇上雄心勃勃，欲行比洋务更深刻之变法，所面对的是比当年更顽固的守旧势力、更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以及一个摇摇欲坠的财政体系。
他走到窗前。广州城沐浴在春日阳光下，珠江上船只往来如梭，一片兴旺景象。但这表面的繁荣，能支撑得起那样一场涉及整个帝国筋骨的重构吗？
他想起了湖南的谭嗣同、陈三立，此刻他们必定欢欣鼓舞，准备大干一场。想起了上海吴保初北山楼沙龙里的各种激烈争论。他们的热情是真的，忧患是真的，但这份电谕所开启的道路，其复杂性、艰巨性、危险性，恐怕远超他们的想象。
“变法……”丁惠康低声自语，“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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