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侯彪的手下打开集装箱，发现他躺在地上。
已经死了。
法医鉴定为心脏骤停。
尸体的脚底有密密麻麻的烧伤痕迹，与他用电棍电击工人的伤痕位置和形状完全一致。
集装箱的铁壁上，多出了十几个人形印痕。
那些人形大小不一，姿态各异，像是有人从铁板里面往外推，把铁板推变形了。
陶瑞莲死在河口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自己的办公室里。
沙万全和侯彪相继死亡的消息传到河口区时，陶瑞莲正在开一个关于“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的会议。
她在会上发了言，讲了如何保护劳动者权益，如何打击非法用工。
讲完之后，她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坐在椅子上。
她的双手交握着放在桌上，手指在发抖。
她知道沙万全死了，知道那些被他关押的工人被救出来了。
那些工人被救出来之后，说了很多——说他们在废弃厂房里被关了多久，每天干多少活，吃什么，喝什么，挨了多少打。
他们说他们曾经逃跑过，被抓回来打得更狠。
他们说他们曾经偷了手机想报警，被侯彪发现后打断手。
他们说他们托人带信出去，信寄到了劳动保障监察大队，但没人来过。
那些信都在陶瑞莲的抽屉里。
她没有拆过，全部扔在了最下面那格抽屉的角落里。
她拉开抽屉，那些信还在。
一共十一封，用不同的信纸写的，有的写在烟盒上，有的写在报纸边上，有的写在卫生纸上。
她抽出一封，拆开看。
“劳动保障监察大队领导：我们是河口造船厂旧厂房里的工人，被沙万全关在这里，每天干十四个小时的活，不给工钱，不给饭吃，谁跑就打谁。求求你们来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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