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消失。
不是孩子在消失——是他自己。
他的手指看不到了，手掌看不到了，手臂也看不到了。
消失的感觉蔓延到了肩膀，蔓延到了胸口。
他想跑，但脚已经没有了。
他想喊，但嘴已经没有了。
最后消失的是他的眼睛。
他在消失之前看见的最后一个画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男孩站在他面前，伸出手来。
男孩的手穿过他透明的身体，抓住了什么东西。
他低头看。
男孩抓住的，是他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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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办公室的门从里面打开了。
郑海泉躺在地上，已经死了。
脸色发紫，嘴唇发黑。
法医鉴定为“急性心源性猝死”。
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五万块钱。
旁边放着一沓文件，是他这些年经手的每一次“领养”记录。
记录上详细写着每一个孩子的编号、姓名、年龄、被“领养”的时间和去向——那上面写着的“去向”，不是任何正常家庭，而是各个器官工厂的代号。
治安局的人来到郑海泉的办公室时，这些文件就摊在桌上。
除此之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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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淑芬死在光城第一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
那天她有一台肾脏移植手术要做。
早上八点，她换好手术服，走进手术室。
病人已经被推了进来，麻醉师正在做最后的准备。
魏淑芬走到洗手池前，打开水龙头，开始洗手。
水很凉，她皱了皱眉。
洗着洗着，她感觉水流变小了。
不是水压的问题——是水龙头在慢慢关上。
她明明没有碰开关。
她低头看水龙头——开关在慢慢地、一格一格地往回转。
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拧它。
她伸手去拧开，水又流出来了。
但刚拧开，又关上了。
来回几次，水龙头彻底拧不动了。
她转身去另一个洗手池，水龙头也拧不开。
她站在那里，手上全是肥皂泡，没有水冲。
“王师傅，水压有问题。”她对旁边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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