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的北平，已褪尽了最后一抹暖意，寒气从砖缝瓦楞间、从枯枝败叶里，丝丝缕缕地渗透出来，刺入肌骨。
然而，比身体上的寒冷更令人心悸的，是弥漫在这座千年古都里，那无处不在、沉甸甸的绝望气息。
它像一层无形的雾霭，笼罩着紫禁城的金瓦，缠绕着胡同口的槐树，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
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早已脱离了任何经济规律的掌控，变成了一场疯狂而丑陋的赛跑，一场将普通百姓仅存的一点希望，无情碾碎的残酷游戏。
早晨揣着一迭厚厚的还带着油墨味的钞票出门，或许还能换回一袋面粉；若等到下午，恐怕连半袋粗糙拉喉的杂和面都买不回来了。
报纸上依旧通篇累牍地刊载着“整顿金融”、“平抑物价”的煌煌公告，但在早已看透一切的市民眼中，这些白纸黑字已然成了最辛辣、最无奈的讽刺。
民间交易，早已自发地抛弃了这堆急速褪色的花花绿绿的废纸。
硬通货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
沉甸甸、叮当作响的“袁大头”，以及印着陌生外国头像、在暗地里被视为更保险的外币，成了真正的一般等价物。
更多的，则是回归到了最原始的以物易物。
一块力士牌肥皂能换几斤棒子面，一尺阴丹士林布或许能换来几个填饱肚子的窝头，一只旧怀表可能换来一家子几天的口粮。
这种古老交换方式，在这座曾以现代文明自诩的城市里荒谬而又必然地复苏着，诉说着货币信用的彻底崩塌。
与经济崩溃相伴的，是愈发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
特务机构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在全城加大了搜捕与控制的力度。
报纸的社会新闻版块，几乎每天都有触目惊心的“红党嫌疑份子落网”或“某犯被执行枪决”的简短消息，字里行间透出的寒意足以让每个读者心头一凛。
街谈巷议都变得小心翼翼，熟人见面，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便匆匆别过，生怕一句无心之语隔墙有耳，招来灭顶之灾。
一种“莫谈国事”的默契，在恐惧中凝结而成。
火车站，成了这恐慌图景中最混乱、最喧嚣的漩涡。
南逃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军政要员、富商巨贾，以及所有稍有门路、能弄到一张宝贵车票或船票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地逃离这座仿佛随时会被战火吞噬、或是因围困而陷入绝境的孤城。
站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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