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往前骑了四、五公里，当王喜乐确信零星的蜜蜂也没有了，才让我给他脱去长衣、沙网等装备，此时的儿子如同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没想到这次与蜜蜂周旋竟成了我最后一次为儿子做主的事。）
第二天我们按计划赶到了固源。从固源到家乡吉兰太这六百公里行程是我们来时走过的，路状比较熟悉。在这段高速骑行的过程中，王喜乐对途中每段的各类所需物品的购买与携带的筹划程度很是精确，恰到好处，不增添多余的负担。
最后，2008年8月3日，早上七点从银川出发，冒着三十多度的高温，到晚上10点半我们顺利骑完成250多公里的骑行，回到家乡吉兰太。
骑车远行的艰辛与多变不言而喻。孩子从12岁到13岁间的转变也是惊人的，如果说12之前的孩子也能完成艰辛之事，但他必须地在大人引领下；可到了13岁，孩子面对艰辛而多变的现实已有了自己的思维系统，比如怎样用地图判断路的难易；怎样计划途中食宿及补给；怎样选择与佰生人搭话的技巧；怎样鼓励自己面对现实；最重要的是孩子与家人的沟通变得自然面然，情真意切，没了隔阂。
2008年8月8日至2008年8月24日，我与王喜乐在家全程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的转播。看着以姚明、刘翔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人在奥运会上完全不一样的风彩，回想着王喜乐在远征中的各种表现，我觉的他内心善念的自制力，已能够抵御世间恶念的攻击了，于是同意他向银川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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