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加班到夜里十点，瓦尔特实在想不通，自己穿越到一百多年后的柏林，公务员的身份，怎么还是摆脱不了“996”的历史宿命。
临近下班时，12分局往总局法医处送来一具尸体，请求尸检。死者是一名社民-党成员，也是柏林某区的工-会联络人，哈拉尔德。
今年以来，代表极-右翼势力的民族主义大学生社团，还有泛德意志同盟的支持者，经常寻衅扰乱社民-党领导的工-人集-会，继而引发推搡斗殴。
以往这类骚乱顶多造成些轻伤，极少闹出人命，只要警察吹着哨子赶来，众人便会作鸟兽散，各回各家。
可今日下午，该区的工-会联络人却死在了集会现场。愤怒的工人理所当然的指责这是民族主义大学生社团，还有泛德意志同盟的极-右翼分子的卑劣谋杀。
依照惯例，12分局的刑警请来一位诊所医生做临时法医，却被赶来的社民-党律师当场阻止，他们要求尸检过程中必须有该党的医生在场。
诊所医生一听不乐意了，宣称自己只是医生，拒绝介入到政治纠纷中，随即撂了挑子，皮球最终踢到了红堡法医处。首席法医阿多诺亲自操刀，瓦尔特从旁协助，社民-党聘请的医生则全程紧盯。
解剖结果出人意料，阿多诺在死者主动脉壁上发现了一层撕裂的血肿，疑似动脉壁内层分离，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主动脉夹层”。
这意味着，死者在混战中腹部遭受猛烈撞击时，因生理缺陷导致外膜承受不住血压而破裂，几分钟内便引发致命的胸腔大出血，最终不治身亡。
但更为关键的发现是：法医确认的死亡时间，并非双方冲突爆发之际，而是在两小时之前。而那个时间点，极-右翼组织成员尚未进入工会现场。
阿多诺法医最终给出了结论：死者并非遇害于集会现场，而是在此之前的两个小时。至于隐藏在社民-党或工-会内部的真正凶手是谁，那就不是红堡法医需要寻找的答案了。
从亚历山大广场走回公寓的途中，夜风骤起。瓦尔特再次将右手从口袋里抽出，褪去手套，任由它自然垂在身侧。他闭上眼，静静感受着微凉的风穿过指缝，那细微的触感比上一次又真切了几分。
回到公寓，关上门。灯光之下，瓦尔特低头凝视着自己的右手掌：指尖竟有了少许知觉，甚至能极其缓慢的蠕动。那是他知道，自己的右手正在回来。尽管这种恢复的速度很慢，慢得像深埋在土壤里的橡树种子，但它确确实实正在生长，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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