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信放下，又拿起第二封。这一封是一个老矿工写的，字迹潦草，有些地方被煤灰弄脏了。
“格林伍德先生，我在井下干了四十年。我儿子现在在法国，生死不知。矿上减产了——法国的市场没了，煤卖不出去。工钱少了，家里老伴哮喘，药断了。医生说进口的原料供不上了。您能帮帮我们吗？”
格林伍德的手指微微颤抖。法国市场没了。他当然知道——法国的崩溃意味着英国煤炭出口最大的市场之一消失了。战争爆发前，每年有几百万吨煤运往法国。现在法国投降了，那些船不来了，那些订单没有了。煤堆在矿区，运不出去，卖不掉。
他放下信，又拿起第三封。这一封是一个女人的字迹，娟秀但生涩，像是很久没有写过字了。
“格林伍德先生，我的丈夫在敦刻尔克死了。他是矿工，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抚恤金是有的，可样样东西都在涨——牛奶配额减了，糖不够用了。商店里的鞋少得可怜，偶尔有几双，价钱贵得吓人。孩子馋，孩子饿，孩子的脚还露在外面。您能帮帮我们吗？”
他放下信，又拿起第四封。这一封很短，字迹潦草，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尽了力气写出来的。
“格林伍德先生，我是老矿工杰克逊。我的孙子在法国死了。我的儿子还在矿上，可矿上减产了，工钱少了。孙子没了，日子更难了。我不求您给我什么。我只想问您一句——日子还会好起来吗？”
格林伍德把信放下。他的手在发抖。
他想起艾德礼的话——“工党不会支持任何形式的和谈。”
他想起自己在工党大会上的演讲——“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
他想起那些信。不是来骂他的。是来找他帮忙的。是来问他“日子还会好起来吗”的。
他在纸上写下了两个字：“背叛。”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又划掉了。
他重新写下：“帮不了他们，就很难再支持战争了。”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窗外，伦敦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浓得化不开的云层。
他想起哈利法克斯说的那句话——“您也在赌博。您在赌美国会来救我们。”
他在赌吗？也许。但他更怕的是——如果赌错了呢？如果错了，那些信会更多。那些站在门口等丈夫回来的女人会更多。那些问他“您是工党的人，您能帮帮我们吗”的人会更多。那些问他“日子还会好起来吗”的人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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