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长收齐后统一锁进专门的档案柜，钥匙只有一把。第二天上班时，桌上会有新的摘抄本：空白封皮，编号顺延。
昨天那本写了什么，他再也看不到了。那些他亲手抄下来的文本（某个人的名字、某次会议的发言、某份文档的段落），最终会流向哪里、成为谁的证据，他永远不会知道。
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但所有人都很自觉地断了所有联系。
不是怕泄密，而是怕误会。
整整四十天，李卫东处于断联状态，在师部大院像透明人。
他跟其他人一起吃饭，但没人会问他问题。不是不关心，而是知道不该问。
屋里另外两个位置换了好几次人，警卫连的副指导员待了一周就待不下去了，后面换上来的营部文书也只干了三天。
后勤那位呆的时间稍微长点，足足有十天。
只有李卫东，自始至终坐在靠门的那张桌子后面，在安静中度过。
日复一日，像钟表里的齿轮。
他的摘抄本，保卫科科长每天都看。四十天下来，科长对他有了一个判断：
字写得好，一气呵成、没有涂改；摘抄准确，抽查过几次，和原文一字不差。
初审意见措辞得当，实事求是，不该写的什么都不写。
而且不多嘴，进屋只带着手和眼，从不来回看。即便审查自己的文档，也是按流程走。全程没多写一个字，也没少盖一个章。
科长给政委汇报时，对李卫东的评价只有三个字：比较稳。
眼下这个时局，这三个字远比能力强、业务精、有潜力值钱。
四十天后，清查工作基本结束。
李卫东走出那排平房，外面正在下雪。他仰起头，任由细密的雪粒扑在脸上，凉丝丝的、很清新。
他站在门口深吸一口气，冷空气灌进肺里，凉得人一激灵。
“这风有甜味。”他说。
保卫科科长把他叫过去，说了一句：“行了，回侦查科吧。”
跟来时一样简短，没有“辛苦了”、没有总结、没有评价。
保卫科不需要跟借调人员交代什么，就象档案柜里的铅封，只管封口，不管解读。
李卫东敬了个礼，转身出门。
走廊还是那条走廊，水磨石地面被无数双鞋底磨得发亮，头顶的灯嗡嗡作响。
他走回侦查科办公室，自己的桌子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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