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响起两下轻轻的叩门声，契诃夫只能按捺下烦躁的情绪，起身去开了门。
父亲帕维尔端着茶走了进来，把杯子放在离稿纸很远的地方，又弯腰扶了扶被儿子踢歪的纸篓。
「安东，午饭你没吃。你母亲留了汤，要不要热一下？」
「先不用，爸爸。」契诃夫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帕维尔没有再催儿子吃饭，而是小心翼翼说：「我想把厨房的炉子修一修，还有上个月那个帐————你要是忙，我明天再说。」
契诃夫叹了口气，让父亲把帐单拿来；帕维尔连声应着，出去时连关门的力道都很轻。
看着父亲在自己面前谨小慎微的样子，契诃夫满心感慨。
小时候，他写字耽误了店里的活，挨骂挨打是常事：十九岁那年，他不肯按父亲的意思放弃文学、专心学医，父亲甚至说他会害死全家。
如今家里靠他的稿费住进了宽敞的公寓，父亲要修一只炉子，也要先看他的脸色契诃夫望着那杯茶，忽然有些想念父亲可以向他咆哮的时候，那时他至少知道自己在反抗谁。
桌上摊着两封信，一封来自书商，请他尽快交一篇新作，最好像《胖子与瘦子》那样，篇幅短，转折漂亮，让人读完忍不住哈哈大笑。
这样的稿子总是很抢手，无论是俄国的读者还巴黎读者，最爱看的就是这种机巧、聪明，又带着一些讽刺和思考的短篇，没人会想作者是不是已经写烦了。
但如今他靠稿费养着全家，要是换一种写法，书商和读者还会不会买帐？
只要他愿意，随时能写出某个奉承上司的小官员或者某个势利的商人如何在阴差阳错中狼狈不堪的故事。
索雷尔先生教会了他如何观察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物，如何不动声色地展现俄罗斯民族的苦难，如何「韧性的深沉的战斗」，可没有教会他如何不再靠重复自己度日。
另一封信来自内务部负的印刷事务总局，这是俄国负责言论出版审查的核心机构，写信的是局长叶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费奥克蒂斯托夫。
这位副局长的措辞十分客气，没有对他的作品提出半点批评，反而赞赏他善於写日常生活中的可笑之事，还说人们乐於看到他继续发挥这种才能。
现在他已经是俄罗斯帝国最有国际名声的青年作家，奥克拉纳已不敢再来敲他的门，但他心里清楚，这种夸奖何尝不是另一种提醒？
索雷尔先生在《1984》里写过「0ld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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