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勒梅特，认为他比莱昂纳尔更加残忍。
既然《变形记》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刺激，为什麽他不给大家一个避难所？於是，他们又翻开另一份报纸，《共和国报》。
作为《两世界评论》重要的撰稿人，费迪南·布吕纳蒂埃今年刚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法国文学史教授，教席头衔为「雄辩」。
作为月刊的《两世界评论》要到下个月才会发新刊，费迪南·布吕纳蒂埃显然等不及了，选择了在《共和国报》上一吐为快。
他的文章标题是：《只属於莱昂纳尔·索雷尔的危险胜利》。但在这篇文章里，他并没有体现自己的「雄辩」，反而十分矛盾。
他一方面承认《变形记》是技法上的重大突破，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它破坏文学应有的秩序、伦理和维持世道人心的力量；
他一方面认为《变形记》展现了巴黎现代生活的深层真相，但另一方面也认为莱昂纳尔过於冷酷，摧毁了读者对人性的信心。
所以他在开头就不无沮丧地写道—
【我们必须承认，索雷尔先生赢了！】
紧接着，他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自然主义者需要病历，心理家需要自白，历史家需要时代，浪漫主义者需要激情————
索雷尔先生只需要一句话：一个可怜的推销员在卧室的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
这句话粗暴、荒唐到近乎不可原谅，然而一旦读下去，便会发现它既不粗暴、也不荒唐，反而十分准确。
巴黎的现代秩序由法律、铁路、银行、报纸、学校和家庭组成，但实际上是由一个更朴素的原则维系：
人，必须有用！
父亲有用，才是父亲；儿子有用，才是儿子；雇员有用，才是雇员；市民有用，才是市民————以此类.。
一旦失去用途，人便迅速从「人」变成「麻烦」；如果不能及时重新变得有用，那麽接下来，「人」就会从「麻烦」变成「污点」。
而「污点」，就应当被抹除！就像格雷高尔的家人认为他既然无法恢复人形，应当早点死掉一样————
这就是《变形记》揭示的巴黎社会的真相。
可是索雷尔身为一个作家，是否有权这样无情地对待自己的读者？
他让我们看见残酷的人性真相，却不给我们任何道德力量来承受它：
他揭穿了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却没有赋予它任何值得被重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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