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名字传遍了德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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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唐宁街十号的办公室，内政大臣的面前摆着两份文件：
一份来自驻巴黎大使馆，一份来自帝国的公共卫生部。
前者详细描述了巴黎霍乱的情况，后者分析了巴黎的防疫措施，
英国人对巴黎霍乱十分关注，所有从法国来的旅客，都要接受检查才能入境。
莱昂纳尔引用了英国医生约翰·斯诺的案例，让英国人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优越感——
看，法国人还在争论的问题，我们英国人三十五年前就解决了。
但英国医学界的主流同样仍然相信“环境空气是霍乱媒介”，哪怕约翰·斯诺的措施很有用。
内政大臣经过仔细的考量，决定通知所有报纸，不要转载巴斯德的论文，节选也不行。
他担心巴斯德的发现与索雷尔的举动会加剧帝国内部的分歧，影响到政府制定政策。
尤其是索雷尔在英国平民中的声誉已经足够让人头疼了，现在不能再让他扩大影响力。
现在他在巴黎霍乱疫区，如果死了，可能会成为殉道者；如果活了，可能会成为英雄。
“朱尔·罗夏尔喝井水”则可以以中立的态度进行报道，既不赞美，也不批评。
如果朱尔·罗夏尔成功证明了“瘴气论”，就可以跟进大肆报道，并且狠狠打击索雷尔。
这样，那些伦敦的穷鬼，就不会一天到晚怀念“詹姆斯·邦德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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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清晨，巴黎第十六区，朱尔·罗夏尔的别墅。
罗夏尔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他的妻子克莱尔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眼圈红肿。
昨天半夜，他就开始腹泻，并且越来越严重；到凌晨三点，他又开始剧烈地呕吐。
妻子想叫医生，但罗夏尔阻止了她：“不用，这是井水不干净导致的，但不是霍乱。”
但到了清晨，他的情况恶化了。
腹泻出来的是水样便，频率高达每小时三四次；呕吐也更加频繁，哪怕胃里已经空了。
他开始出现典型的脱水症状：皮肤开始失去弹性，眼窝凹陷，嘴唇干裂。
克莱尔再也忍不住，她冲出卧室，对仆人说：“快去请杜邦医生！快！”
杜邦医生是罗夏尔的朋友，也是巴黎医学院的教授。他住在附近，很快就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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