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12日，星期四。
上海下了一场十年不遇的雪。不是雨夹雪，是真正的、鹅毛般的雪花，从凌晨开始飘，到上午九点时，整个虹口区已经白茫茫一片。四川北路上的梧桐树枝被积雪压弯了腰，偶尔有出租车驶过，在雪地上留下两道泥泞的车辙。
陈默站在营业部门口的台阶上，看着漫天飞雪，哈出一口白气。
他的羊绒大衣是上个月买的，在南京路的百货公司，标价八百八十元。试穿时他犹豫了足足十分钟——八百八十元，相当于他在包子铺干六个月，相当于买四千四百根油条，相当于老家一亩地两年的收成。
但他还是买了。
不是虚荣，是必要的装备。就像战士需要盔甲，猎人需要猎枪，在这个市场里，当你拥有一定资金量后，衣着、举止、甚至用的钢笔，都会成为别人判断你的依据。一件皱巴巴的夹克和一件熨烫平整的羊绒大衣，在营业部经理眼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客户。
“陈先生，您来了。”
营业部经理张伟民从里面迎出来，脸上堆着职业化的笑容。他四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着藏青色西装，左胸别着“申银万国证券”的金色徽章。三个月前，他叫陈默“小陈”；一个月前，改口“陈默”；现在，是“陈先生”。
“张经理。”陈默点点头，抖了抖大衣上的雪。
“快请进，外面冷。”张伟民侧身让开，做了个邀请的手势，“您的东西都搬过去了，在三号房间。我陪您去看看？”
“麻烦了。”
走进营业部，陈默第一眼就感觉到不同。
散户大厅里空了一半。不是人少——实际上人比平时还多些，都挤在暖气片旁边，跺脚、搓手、抱怨天气——但那种曾经灼热的气氛消失了。屏幕上依然滚动着红绿数字，但少了欢呼，少了惊呼，多了沉闷的叹息和压抑的咒骂。
1994年的熊市像一场漫长的寒冬，从七月“三大政策”救市带来的短暂狂热后，市场又陷入阴跌。上证指数在700点附近反复挣扎，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浮木，时沉时浮。成交量萎缩到高峰时的十分之一，许多股票一天成交不到一百手，挂在买卖盘上的单子薄得像纸。
“这边走。”张伟民引着陈默穿过大厅，走向右侧一扇不起眼的木门。
门上挂着牌子：“客户专区，闲人免入”。
张伟民掏出钥匙开了门。里面是一条铺着暗红色地毯的走廊，两侧是紧闭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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