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空谈误国，还是该挺身而出、为国效力？”
这番话朴实无华，却掷地有声。
许多监生陷入沉思。
与此同时，翰林院印发的《漕粮黑洞》小报开始流传。
上面没有煽情的文字，只有冷冰冰的数据和账目对比。
但正是这种“实据”，反而更有说服力。
“天启六年，漕粮应运四百万石，实收三百五十万石，‘损耗’五十万石。
按市价，值银四十万两...”
“临清钞关，过往漕船每船抽‘常例’二十两，年过船八千艘，计十六万两，入账仅三万两...”
“漕兵员额二万，实有一万三千，空饷七千，年吞银八万四千两...”
账目清晰，触目惊心。
舆论开始转向。
原来吴阿衡并不“清廉”，他经手的漕粮，每年“损耗”惊人。
原来漕运衙门，从上到下都在贪墨。
原来朝廷每年损失这么多银子...
“这么说，魏公公查漕运，是对的？”
“可是手段太酷烈了...”
“酷烈？对这些蛀虫，就该狠。”
街谈巷议，悄然变化。
三月二十二，诏狱。
李标已经被关押五天。
这五天里，他经历了三次审讯，但锦衣卫问得很“客气”，只是让他交代与吴阿衡的往来，没有用刑。
越是如此，李标越是恐惧。
他知道，这是猫捉老鼠的游戏。
对方在等，等他自己崩溃，或者...等外面的人有所动作。
今天，审讯他的换成了魏忠贤本人。
“李御史，”魏忠贤坐在桌后，慢条斯理地喝着茶，“这几天，想清楚了吗？”
李标跪在地上，脸色憔悴：“魏公公，下官...下官确实收了吴阿衡一万两，但那是他说是盐商孝敬，下官不知是漕粮款啊！”
“是吗？”魏忠贤放下茶盏，“那这一万两，你花在哪儿了？”
“...买了处宅子，在西城。”
“宅子多大？多少钱？”
“三进，八千两。”
“剩下的两千两呢？”
“...日常开销。”
魏忠贤笑了：“李御史，你是正三品左副都御史，年俸四百两。就算你不吃不喝，要攒够八千两，需要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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