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在传教，他是在自省。“贪心一动祸门开，酒色财气惹祸灾。若想逍遥又自在，且将欲火化尘埃。”这不是道听途说的劝世文，是段郎自己差点栽在“贪”字上之后的后怕。“傲慢皆因心自高，目中无人路渐遥。谦卑若谷胸怀广，方悟人间德化昭。”这不是站在高处教训别人，是段郎自己曾经傲慢过、跌倒过、爬起来之后的领悟。
一玄写这些戒性诗，最让我佩服的地方是：他没有让段郎以一个“已经觉悟的圣人”的姿态来写，而是让段郎以一个“正在修行中的凡人”的姿态来写。这些诗不是修行的结果，是修行的过程。段郎不是在告诉读者“我已经戒掉贪嗔痴了”，而是在提醒自己“我正在努力戒掉”。这种自我提醒的姿态，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这些戒性诗也有独特的形式特征。它们多半采用七绝的形式，语言通俗易懂，节奏明快，有一种“口诀”式的朗朗上口。这不是偶然的。一玄在写这些诗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如何写出一首好诗”，而是“段郎在那一刻需要一句什么样的话来提醒自己”。戒性诗的功能不是审美，是修行。它们的价值不在于语言的精美，而在于情感的真实。段郎不是在写诗，他是在和自己对话。诗歌是他修行的工具，不是他炫耀的资本。
四、诗词中的现代元素与实验性
一玄的诗词中有一个极大胆的实验：他把现代词汇写进了古典诗词。第二卷的《贺新郎·赠璇玑》中有这样几句：“留号手机羞涩语：‘好玩时，你要常联系！’休负了，美人意！”“手机”“常联系”——这些是现代词汇，放在一首《贺新郎》词里，按传统的标准看是“出格”的。但一玄这样写了，而且写得理直气壮。
为什么？因为一玄清楚地知道，古典诗词的形式不是用来“模仿”的，而是用来“表达”的。如果段郎在一个现代语境里写词，他就是会用“手机”这个词——因为这就是他的生活。不是一玄要用古典诗词去“迎合”现代读者，而是段郎这个人物本身就活在古今交融的世界里。一玄忠实于人物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忠实于诗词的格律规范。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诗学”——诗歌的生命力不在于形式的纯粹，而在于经验的真实。把现代词汇写入古典诗词，一玄不是第一人——清末黄遵宪就提出过“我手写我口”的主张，聂绀弩的旧体诗也充满了现代词汇。但在武侠小说领域，一玄绝对是最大胆的实验者。
最极端的例子是诗词大会上贾深深和虚倩倩写的那两首“捣乱诗”。一个写《我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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